Scott Simon 的這篇文章，在原住民與非原住民之間會有各種不同的複雜的認知；但以個人看來，有些論點雖未必讓原住民覺得完全被瞭解，但已到了「雖不中亦不遠」的程度。「外行人看熱鬧 內行人看門道」，已有很多老外走入了「巷仔內」，不再一味接受片面之辭的愚弄洗腦，也不再偏重所謂「政治媒體寵兒」的信口開河，而經由與在地人的互動接觸中，由實際面來作持平之論，這樣的用心與田調結果，應當予以肯定。
2006年初網遊到這篇文章，在五月間作初步略譯，郤掉入文中提到的「想像的共同體」之漩渦中而告迷途；如今再翻找出來，在不違背文義之下重新修正，置換一些照片，並加註個人說明。譯文若有不妥或違錯之處，歡迎惠予指正，自當感激不盡。
由殖民統治到後殖民抵抗：美麗島第一自治區與日本人
概述：1895~1945年的日本治理美麗島期間，不僅首次將中東部台灣的最後自由部落民帶進現代國家的統治之下，並永久改變了這個島嶼的社會景貌。東北部的太魯閣族，是台灣最後一個屈服於日本的南島民族，但直到1930年代的抗日行動遭到殘暴鎮壓後，太魯閣青年才戲劇性地加入日本皇軍。戰爭殉難者在東京列名於靖國神社接受尊榮，際遇如此，偶然之間卻成了政客抗議的標的。
本文以在花蓮太魯閣村落之田野調查為基礎，來探討日本統治的社會記憶，對太魯閣族群認同，及其有別於現今台灣民族主義之形式。太魯閣人對於日本人是如何作個別與集體記憶？在廣大的台灣人社會中又如何整合成民族意識？
2005年原住民立委 May Chin 到日本靖國神社抗議，不同於之韓、中對後續事件（修改教科書及日本政治人物等相繼到靖國神社參拜…）官民、朝野間同仇敵慨之一致，在台灣藍綠陣營郤引起兩極反應（此段略）…兩種色彩鮮明的意識形態點出了島內「想像共同體」版圖競爭之激烈。
設若未先對原住民日本殖民記憶作人類學研究，則難以了解某些立委或其他政客，是在為原住民伸張正義？或另有其他政治目的？是故以太魯閣社群為基礎，將此抗議事件與原住民對日據時期的理解做一研究調查，日據時期的記憶何以會引發爭論？對這些人有何切身利害關係？還有什麼社會記憶呈現出來？他們又提出了什麼另類的政治可能性？
田野之聲
2005年夏，在太魯閣村落 Bsngan（即今富世村）作了3個月的田野調查。之前從1986年開始，曾數度來到這個村落參與抗議亞泥侵佔村民土地之議題，而保持連繫。 Bsngan 位於太魯閣國家公園之山腳下，也與國家公園當局持續發生爭論。村民以 Truku 部族為主，尚有部份 Tkedaya 及 Teuda 部族。
太魯閣族原被歸屬於 May Chin 之泰雅族，2005年1月14日經立法院確認而正式分離為一獨立之原住民族群。很多觀察家包括部分（太魯閣）族人在內，認為這是受政治力的操弄，目的是在分化並壓抑族群人口總數。儘管未記錄在日據時代人類學研究中(Taiwan Governor-General Provisional Committee/台灣總督府舊慣調查會1996:05)，太魯閣族宣稱在語言及文化上皆有別於泰雅族。這樣的重組給予太魯閣族更大的自主權，以及或許成為台灣第一個原住民自治區主人的空間。時下，太魯閣族自治區是由與綠營頗有歷史淵源的基督長老教會所推動。長老教會在 Bsngan 可溯自日據時代，最初地方當局曾試圖壓抑基督教信仰，迫使村民在洞穴中作禮拜。
如同大部份的原住民部落，Bsngan 村民對至二次大戰為止的日本統治仍記憶鮮明。村民有2224人，主要居住在太魯閣峽口，這裡曾是對抗日本人的主要據點；在被征服之前，也是日本人及台灣人以土產交換諸如酒、火柴及塩等的交易站。如全島各地所見，Bsngan 也散佈著日據建築，包括發電廠、一個廢棄的工人住宅區，幾座家屋，及舊醫療站。
日語在 Bsngan 天天都可耳聞，不僅在老人間、在路邊卡拉OK店傳出的歌曲，也出現在太魯閣人的日常閒聊中。年青人用「ありがと」表達致謝，一些店老板也用日語議價，太魯閣族語中也混用了日語。例如長老教會與真耶蘇教會教作禮拜時，直接摻雜日語講道。不僅使用「きょうかい（教會）、かみさま (神樣)」等教會用詞，也以諸如「じかん（時間）、いっしょう に（一起）、とくべつ（特別的）」等作日常用語。包括日語的日、星期的說法，也用「なんさい/幾歲 da」及「なんじ/幾點 da」來作問答，可見現代的時間觀念源自於日本，年青人與老人的日常交談就混用了日語。
非限於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日據時代的記憶進入了日常談話之中，日本經歷成了太魯閣族認同的中心。如 May Chin 之流的政客則扮演著摩尼教戲劇中愛憎分明的角色，他們所推動的歷史記憶與村中的日本記憶落差甚大。本文所描述的，主要以與 Ukan Mawna（文內皆以假名保留個人隱私）家族成員的談話為例，Ukan Mawna 家中高掛著日據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家族照片，這是部落居家進餐或茶餘聊天時一般可見景象。其弟兄的展示廳與 Ukan 家庭院相連，研究的是族人紋面的習俗，成了訪客進入村莊時，首先映入眼簾的景象。Ukan Mawna 的家族記憶不僅可作為族人的代表，尚可藉以描述個人與社會記憶的複雜整合。
現代化的推手
正如所有的太魯閣族，Ukan Mawna 家庭與日本人有過密切關係。他們的母親，因外婆遊走於部落間從事紋面工作，童年生活於是大多在日本警察家中渡過。後來日本人送她去護理學校，回來便在村中診所服務。子女們都誇口全村村民都曾被母親打過預防注射。事實上，以她所受的醫護訓練，成為原住民社會傳統醫療被取代之過程中的一主要關鏈，並且是部落中日本現代醫療之推手。在往昔，每個部落都有巫醫，來與精靈世界溝通並為病痛與憂煩對症下藥。如今最近的巫醫是附近村落中的老婦人，Bsngan 沒有自己的巫醫。…[1]
Japanese and Atayal in Taroko
Ukan 的父親則與日本人特別是日本警察，有過較多的衝突。他父親是早期皈依真耶蘇教會的原住民，並在 Bsngan 成立了聚會所，這在日本統治時期屬非法行為。在多次的家庭聚會中，Ukan Mawna 最津津樂道的是，父親的神奇經歷。因違法傳教，有一回父親終於被日本人逮到而入獄，並關進竹屋中準備處決。臨刑的前一天颱風襲擊本島並摧毀了竹屋，父親躱入森林中，之後郤獲得減刑。Ukan 的總結是：他父親後來接受了日本教育，並領悟到對村中的日本人要付出愛心。每提及這段往事時，Ukan 總會說：「家父從不允許任何人說日本人的壞話」。
Ukan 退休自Ｐ界，定期參加村中有關討論部落發展計劃的集會。率直地主張重建日據時代建築，諸如日本神社來作為觀光景點及歷史博物館。有一回在駛經鄉間道路之中，他一一指出日本人建造的排水系統、水塔、電廠及酒廠，感懷日本人在村中曾經留下來的建樹。
「剛好相反，太魯閣人愛而不恨日本人，何以如此？就是因為日本人的寬厚，將族人由惡劣的部族內鬥中帶進文明，日本人開闢了道路並設立電廠。」
Ukan 和大多數族人都不為日本殖民擴張辯護，相對的也不以對過去的依戀來批判 KMT。事實上他是村中的 KMT 忠實支持者，也與 May Chin 熟識，並拍過描述1930年族人與日本人發動抗爭之霧社事件的電視連續劇。在劇中，他扮演殘酷的日本統治者，操弄 Truku、Tkedaya、Teuda 之間的矛盾，甚至在軍事行動中採用「以番制番」的策略，以取得土地控制權。在村中，這同樣也是日本記憶的一部份，凸顯著殖民統治的苦痛。總而言之，自父母留下來的日本個人記憶，強調日本人的暴行之餘，同時也提及他們所做的貢獻，與政客們所推動的日本社會記憶在糾葛中鮮明對立。
發展的代價
殖民時期中，年老婦女最痛苦且記憶猶新的是，日本人禁止了族人紋面的傳統習俗。紋面雖然被視為美麗的象徵和適婚的必要條件，日本人郤斷然予以終結。只因日本人承諾接受日本教育，可以得到族人所企盼得到的生活改善；為了就學，她們必需除去臉上的紋面…[2]。而去紋面手術，往往造成少女臉部永久毀損。一位東華大學畢業學生曾私下表白，在她訪問過的幾位有這樣遭遇的婦女中，對重提接受手術的羞辱及隨後被毀容的舊事，有一位不禁痛哭失聲。
太魯閣男性認同與森林息息相關，正因傳統的遊獵遊耕生活型態。他們總提及之前如何被日本人，之後又被 KMT 強迫自深山「集團移住」至平地。遠離了故土，只有更增加回到傳統獵區的困難，如此往事太魯閣人至今仍悔之莫及。這項行動同時結合了將他們引入新社會系統，諸如農業及以及金錢交易等，而不再採用物物交易。太多數的男人同意若有固定的雇主，來從事水泥廠或建築事業的工作時，總好過遊獵遊耕的生活方式。進入與傳統獵區重叠之國家公園附近的獵者，將冒以盜獵之罪名被捕的風險。
經常地，男人們總拿日據時代與隨後的KMT統治時代，在兩者之間加上微妙的差異以作為負面殖民記憶的比較。例如，Ukan Mawna 說：日本人保留下完整的村莊，在移住平地後仍可時常回去，回老家的路維護良好，並設立一座神社。另一位老人則指出日本人會砍伐樟腦和其他樹木，但會與原住民協議取得土地，並提供良好的教育與醫療照顧，必要時甚至送病患至台灣帝國大學醫院治療。以「美好日子」作為回顧日據時代的基調在太魯閣之間並沒有什麼不尋常，甚至在聊到殖民統治的痛苦也當是逆來順受的苦中作樂。【後註一】
記憶與認同：原住民與台灣人經歷之比較
雖然原住民與土生土長台灣人的日據時代記憶會整合在一起，但其中仍有顯著的差異。這不單是因李登輝、陳水扁當選了總統後，台灣人接管了建構政治論述的關係。不似大陸人是二次大戰後方隨蔣介石蒞臨本島，台灣人則是自17~19世紀間，由閩、粵移民至台灣之閩南、客家人之後，歷經過日本統治。大多數台灣人看來，日本記憶主要集中在（台灣人的）族群認同；對他們來說而日本象徵著現代化，日本教育則標誌著進步水平高過大陸人（Simon 2003）。相對於原住民，日本統治對族群認同的形塑也一樣重要，因為它被擺放在抗拒殖民侵略的抵抗者位置，形成了不同於台灣人的日本記憶。於是台灣人的集體記憶聚焦在現代化，太魯閣人的記憶則強調對外來者的凶猛抵抗。
在 Bsngan，即使是年青人也以被形容為「凶猛」的民族為傲。在一位年青婦女 Biyuq，在其經營的咖啡舖裡，侃侃而談起其族人抵抗日本人有近十年之久，為深入山區，日本人開闢了許多道路：為了將重砲推向高處，而不惜射殺當地人。太魯閣人則隱身在森林中伺機攻擊，使得日本人在入侵太魯閣領地時吃盡了苦頭。
Boalung 社之婦女與小孩〈1929〉（翻拍自「人類學玻璃版影像選輯 台大人類學系 1998-12」）
事件前 Boalung 社有97（男）/95（女）/192（全部）人，壯丁53人，第二次霧社事件後僅存34/ 20/ 54人，後來又被留置（並虐殺）了13人，真正來到川中島的只剩41人，足見犠牲之慘烈。見鄧相揚 霧社事件 玉山社 1998
事件後，Boalung 改稱富士社，即今蘆山。
1930年霧社事件的記憶，經常被泛藍政黨渲染為「中國」抗日事跡。當年的10月27日，莫那魯道率領了300位戰士在霧社運動會中向日本人發動攻擊，有130人受難。日本人花了兩個月的時間鎮壓，以防止叛亂的蔓延。這個事件在 Biyuq 看來，與其說是「中國」認同，倒不如說是「太魯閣」認同所挑起【後註二】；霧社事件是族人的最後一戰，為了全族的存亡，一個部落可以不惜作全部的犧牲；為了讓戰士無所牽掛，婦女帶著子女一起殉身。…[3]於是無家可歸的戰士們視死如歸地奮勇出擊，直到將日本人永遠趕出森林。
即使最終仍遭到擊敗、大屠殺及土地被佔領，太魯閣人永懷往事，以禮贊族人的凶猛。據統計，1896到1909年共有4341名日本人與漢墾民死於番害(Bodley 1999: 56)；在1914年對付太魯閣的戰役中，更記錄到有10,000名傷者(Nettleship 1971: 40) …[4] 。這樣的抵抗經歷，不時在集體記憶中被提起並頌揚，徹底改變了太魯閣人的生命史。雖然在新城、太魯閣、霧社事件中遭到鎮壓，以失去土地收場，然也喚醒了太魯閣人的歷史自覺，經由個人與集體記憶在太魯閣峽谷中繼續傳承。與 May Chin 在東京所推動的社會﹙中國﹚記憶全然不搭調。
博物館認同：太魯閣事件的社會記憶
2005年夏季，太魯閣事件文物展在太魯閣國家公園遊客中心舉辦，太魯閣族成了展示標的。這項展覽是由太魯閣事件文史工作者Chin Shang-teh（台南漢人，東華大學畢業生）所提供，以在日本所收集的古物及相片來說明太魯閣事件。呈現著日本人如何逐步縮小包圍圈，甚至用電網來限制行動，以迫使原住民屈服在日軍武力之下。
1910年佐久間左馬太台灣總督啟動「五年理番事業」，1914年5月自花蓮與霧社越過山區對太魯閣峽谷同時發動東西兩面夾擊。太魯閣人奮勇作戰了74天，最終仍被迫向日本交出土地控制權。
佐久間山佐久間，字研海，秀林鄉原稱研海廳；最西側合歡山上的武嶺，原命名為佐久間峠。對面那座尖挺的金字塔形山峰就是佐久間山，據說可以俯瞰整個太魯峽谷的所有部落。正下方溯立霧溪畔不遠深處的河川沖積台地 Dbuku﹙托博闊﹚社前過溪的南岸，散落著破碎的「佐久間台灣總督露營之跡」紀念碑，1979年留有個人欲由此直接登頂的挫敗記錄。
自拍攝地點﹙新白揚﹚東（左）下至 Tabito（天祥）台地據傳佐久間神社曾設立於此，西（右）側下方緊臨著的是佐久間墬崖地 Slau Qhuni﹙西老歐卡夫尼，挺直的樹木﹚；沿公路西上於碧綠神木下方為古戰場 Klabau﹙卡拉寶﹚社，在那裡聽來的版本是：一位叫 Jin Yabu 的槍手埋伏在稜線上，遠遠看到一位極具威儀的日本老軍人，即開槍將之射倒，這個人就是佐久間。
展出項目包含軍事行動相片，包括電網、日本砲隊及太魯閣人抵抗用的簡單獵槍。大部份的相片取自日本發行的勝利紀念冊。展示的最終項目是一幅落日遍照群山的圖面，將議題帶入對現今台灣的扺抗。文字的說明寫著，太魯閣人下了山之後，回過頭來看他們被外人佔據的土地，而且「仍未能回到祖先的傳統領地」。博物館訪客可以體認到，這完全是一脈相承，隨後陸續來到的中華民國以及太魯閣國家公園的設立，明確地延續著帝國征服的擴張。本文願再引用太魯閣運動者 Tera Yudaw 的觀點，太魯閣國家公園是具體的「環境殖民主義」(Tera 2003: 169)。
開幕前一天，國家公園的女長官預覽了會場，認為最後那幅畫及暗諭國家公園是另一殖民權力的偏頗說明，有招致「族群衝突」的風險，故要求移走。供展者拒絕配合，並聲明若未經同意而擅自取下，則不惜撤走所有的展示品。長官隨即妥協，那幅畫至終未被移走，但展示會自此不見光明。以上是供展者的說法。
Return our land
接下來的月份，國家公園將廣告宣傳重點移向周邊地區，刻意迴避這項展示。然而長老教會郤持續帶領教友前來參觀，其他教會也一起響應這項活動，以強化太魯閣認同。事實上長老教會是將族群自泰雅族分離出來的幕後推手，現在則是建立原住民自治區之最重要的遊說團體。同時與民進黨和原住民社會運動關係良好著稱的長老教會，希望藉著由地方﹙政府﹚承認原住民主權，來帶動台灣主權最終為國際所承認。
與其說這是由地方政府與國家公園倒不如說是由長老教會所推動的文物展示會，供展者與之接觸所遭遇的困難，正顯示了政治斷層底下的社會記憶衝突。以原住民自治為中心議題，在泛藍與泛綠陣營之間主要差異如下：民進黨想籍承諾原住民自治在島上推動非中國認同，其政策期望以原住民自決行動為基礎，來堅持台灣自決權利。泛藍政黨則支持對原住民作更多的同化政策，促進經濟發展並增加在地就業機會，較少觸及自治以、採礦及其他企業在原住民土地所促進的就業機會之公平性。正如 May Chin 所喚起的日本記憶，銜接了泛藍擴大的台灣想像；國家公園展示的記憶，銜接了綠營的寬廣論述。就此而論，佔有原住民社會記憶的潛在意涵對各方來說都極具消費利用的價值。
結論
人類學家 John and Jean Comaroff 夫婦主張將歷史理解帶進民族誌中，說道：「除非充滿歷史想像，否則民族誌無法期盼在表面的日常生活中，去洞察到其不可見的﹙意識﹚形態（(1992: xi)）」。其重點是，歷史想像同時也是國家想像，部份爭議性的意識形態，會對國民的命運影響深遠。至今歷史記憶每次都被觸發，以作為現今國家主義的支持素材，而與之衝突的個人記憶則沉默無聲。被兩個互相衝突的歷史想像撕裂的社會，其爆發力在台灣格外明顯可見。
May Chin 長期以高曝光的公開抗議，控訴前殖民主，拉走原住民綠營支持者。成功地轉移了台聯試圖協助高砂義勇軍尋求補償之注意力，甚至將之抹黑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共謀，並局部質疑這些人對將原住民自治納入國家架構中的承諾；還以相對低的成本挑起對日本的仇恨，與韓、中抗議日本閣員赴靖國神社前後呼應。
2005年12月初的台灣地方選舉，KMT 在中央黨部高掛大幅莫那魯道的畫像持續迎合原住民的社會記憶。KMT 訴求自居原住民喉舌，並企圖嫁接舊中國過往也有的抗日情懷，這樣的一石兩鳥策略是成功的。在這次地方選舉 KMT 得到壓倒性勝利，也包括原住民地區一貫對該黨的支持。May Chin 的抗議行動僅是其中的一部份。
Mona Rudau 在霧社
現在紀念霧社事件者除餘生者和敵對者外，多的是實際未參與事件的事不關己者之後，這點 Mona Rudau 應了然於胸；據說他曾尋求鄰近各社的協助，雖未獲首肯，但至少起事前也沒有人走露風聲。如今郤被當時極罕見的 D'rul（大陸人）高掛在台北街頭當樣板，充作政治權謀的工具，Mona Rudau 一定覺得很莫名其妙且無奈。
太魯閣人理解到的 May Chin，與他們的日本記憶總是格恪不入。雖然原住民大多支持泛藍，May Chin也再度連任；事實上，她這次的日本抗議之旅，在 Bsngan 只激起了小小漣漪。當早餐店的電視上播出了這一段新聞之後，我隨即問了店裡的客人，對於高砂義勇軍在靖國神社被紀念的看法。一位中年教會長老表示這件新聞事不關己，因為抗議者不是太魯閣人，May Chin 與大陸人在一起太久，不再了解原住民的需求。
當問到太魯閣人有否參戰時，他作了肯定的答覆，但認為放在靖國神紀念的是很多族群的人，除非將神社內所有的250萬個靈位，全部送返其祖國與家屬，某一群人執意代表要求返還自己這一群的靈位的作法，簡直是莫名其妙。長老會教友的店老板也同時是國民黨員則加入話局說台灣人不是志願為日本人打仗的。話題轉到何以他們會去服役的理由，店老板說是因家貧所迫，而非日本徵召。不論大家對日據時代有不同解讀，一項共識浮現了出來：May Chin 的作為主要是基於個人政治利益，試圖搶佔原住民守護者之龍頭地位，甚至不惜與藍營選將競爭。包括募款等，若非為了作個人政治操弄，其手下的那批原住民，未必會在靖國神社的抗議場合露臉。
個人的日據時代記憶在太魯閣社區是如此兩極化，呈現了被征服引發的正、負面相。如同 Halbwachs 所觀察到的，歷史記憶不僅保存在村落、領域、社群、階級，也存在於家族與個人心裡頭，因此有將集體與個人記憶加以區分的必要(Halbwachs 1980: 51)。殖民時代的個人記憶隨著老人的凋零而消散，僅存的幾位原住民日本兵對日本並不心懷怨恨；只要他們凡事都受到良好對待 (Nettleship 1971: 43)。其實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僅存的太魯閣老人甚至撇開被迫當兵的個人記憶，將話題移轉到森林資源、教育、健康和紋面。這個缺口不就表明了，有些特定議題，他們私下討論的不比政客們所炒作的多。
集體記憶透過紀念碑，也透過示威、公開演講等行動得以存留；通常反映著當前的政治爭鬥，並為某種政治目標而被鼓動。靖國神社的示威行動無疑與泛藍有關，如此看來，示威行動的訴求是來自其他的族群，與之牽連的亦是﹙原住民﹚本族未參與擬定的政治議程；就給太魯閣人有充分的理由堅持自己的主張。自治區運動，才是由長老會傳道士及學校教師的本族成員所帶領推動。就算泛藍在選舉中獲勝，其歷史想像，同樣被廣為認定非來自本族群，他們還是要向泛藍及其盟友揭示其另類立場。原住民記憶的爭端在很多方面也是事關原住民未來的爭端，就像搶著為任何有價值的遺產作宣示一般，不同派別的地方成員都自認是太魯閣族凶猛的正統繼承者，並為此熱烈爭論【後註三】。最終的結果，特別在他們是否會採納泛綠版的地方自治，則尚言之過早。
清朝視未漢化的原住民為「生番」且無意加以治理；「首切」的威脅，特別是在太魯閣，有效地將平地人阻隔在外。無論如何，是日本人來台之後，才正式將原住民族群加以個別定義，如：太魯閣地域的現今狀況；而之前的「野人」，自此方「文明」了起來(Nettleship 1971: 39)。當最終被迫屈服於日本的現代化毀滅性武器之後，也同時在太魯閣所有的部族間，啟動了以太魯閣認同為核心的抵抗延續。
結果，日本人的統治形塑了太魯閣人，去伴演其身不由已的歷史角色；最後，人人都成了現代化日本的代理人，甚至去作日本軍人，而這也不過是如同作為凶猛太魯閣一份子的態度，去盡忠職守罷了。近年來他們陸續提出諸如恢復傳統姓名、還我土地及現在的自治區等多樣訴求，延續下來的抵抗精神依舊活潑生動。由野蠻人化身為軍人，軍人如今又化身為社會運動者，太魯閣族正由過往不同時期的抵抗記憶脫胎換骨，朝「第一自治區」認同主張前進。不論執政者是藍是綠，太魯閣記憶將繼續形塑國家與族群的關係。
原文出自：JapanFocus：Formosa's First Nations and the Japanese: from colonial rule to Postcolonial resistance文後為原文註解﹙…[n]﹚及詳細書目。
【後註一】
根據老人的口述：太平洋戰爭的末期，所有資源都用以支應前線。就在半夜原住民到山上農寮，偷偷煮起暗藏的旱稻、小米等榖物，還可以偷殺雞或分食獵物，日本警察就算風聞也無計可施。相對於在原漢交界處，一般農家只能以地瓜充飢，原住民那時候竟開始有了比平地人幸福的感覺。
【後註二】
有一首詩，也同樣反映了這樣的錯亂理念：
燃燒
從日本人手中接掌，
所有的錢和財產，
然後你對我說：
『你屬於中國？
中國是你的母親？』
中國？
多陌生的名字！
講不通話語，
怎會是我的母親？
…
既沒有生育之恩，
也沒有養護之情，
要我屬於中國，
這是太大的不公平。
…
政權，請你退去，
土地才是我的母親；
政權，請你閉口，
母親才是壓迫的藉口。
莫那能美麗的稻穗 星晨 1989
【後註三】
對於自己應屬是那一族？如今歷史記憶與地理環境不同，而各有不同的認知，但兄弟分家也應該好聚好散，大家都不要忘了互相尊重，毋需惡言相向；「數典忘祖」這類不得體的說教八股，只會成為未來族群共識與融合的障礙。
文章初發表於： 2006-11-30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